更新时间:2023-10-21
我爱咱的国,可谁爱我啊!——常四爷
多年后老舍先生投湖之前,心中是否回荡的这句话呢?
茶馆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是真正的“中式”戏剧。相比较雷雨的三一律等多出借鉴西方。老版茶馆无论是台词,或者舞台布置,都是有创新的。打个比方,开场那场戏。真实的茶馆,三教九流,声音一定嘈杂。如果真实还原了,那么必定影响台词。怎么办?焦菊隐先生独具匠心的用一个书里的传教士角色解决了这一点。让这个传教士每走一个桌位,停顿一下,然后让那个桌位的演员开始说话。可能答主觉得不对,开场明明是很嘈杂。那是因为焦菊隐先生加入了背景音。那些嘈杂人声鼎沸,只是背景音。这样通过虚声(背景音)和真声(演员讲话)的对比,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也真实还原了老北京茶馆的环境。
还有最后那场戏,于是之老人建议改成三个老头话沧桑,撒纸钱,上吊。这样一来比起原著,更加烘托了悲剧的氛围。尤其是常四爷那嗓子“我爱咱的国,可谁爱我啊!”,直击中国整个历史时代。想想之后的文革.......
正是这些细节,这些人,这些话,构成了茶馆的伟大。可以说,茶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剧,也是中国戏剧在国外演出所收获评价最高的剧。
直至今日,常四爷那句话依然声犹在耳。
老舍的《茶馆》是一部演绎中国旧社会历史的话剧,在这腐朽落后的历史之中,没有“个人的命运”,因为“命运”已经完全由时代和社会所决定,个人的奋斗和努力毫无意义。王掌柜精明能干、左右圆滑,但终究免不了悲剧,历经风雨的老裕泰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秦二爷立志救国、开创实业,并且小有成就,但又有什么用呢?财产成为了逆产,被国民党充公。常四爷因在茶馆说了一句“大清要亡”,就被抓去坐牢。后来买菜为生,这样一个正直敢说真话的人最终垂垂老矣,看着国家一步一步堕落而无能为力。他是正宗的北京爷们,但是旧时代的勇气和善良得不到应有的结果;而贩卖妇女的刘麻子,以及后来和贪官勾结的小刘麻子反而风生水起。所以老舍的笔下,深刻得揭示了旧时代社会的特点,即个人奋斗无意义。与其说,“我们在生活”,“不如说时代在替他们生活”。这是由整个旧社会腐朽的制度决定的。
老舍在书写的时候,选择了茶馆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极其关键,是话剧《茶馆》成功极其重要的因素。在以前的创作中没有人进行如此写作过。在茶馆这个极具老北京特色的场景之中,各色各样的人物依次登场,三教九流齐聚一堂,演绎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贩卖人口的刘麻子,行将就木的老太监,靠吃皇粮的旗人,卖女求生的老农,爱国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务实精明的王掌柜,正直善良的常四爷,欺压百姓的警察,替人看相的术士,等等茶馆里的七十多个人物,在茶馆里对话和交互。茶馆是一个大容器,容纳了不同阶级,不同处境,不同利益诉求的诸多人物在同一场景之中,而且作为一个公共场所,里面的故事私密性 被破坏,不同的人可以参与到同一个故事之中,因而有了不同的视角和感受,这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中达到的效果是空前的甚至是无法超越的。茶馆的场景选择为话剧的故事编排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再北京人艺的演出为茶馆增添很多颜色。北京人说话字正腔圆,吐字清晰,抑扬顿挫,本身就像是一种“表演”。北京的“唇艺术”非常发达,类似于相声京剧,声音都是极其重要 的元素。北京人艺的演出,让《茶馆》的北京味道浓了起来,而且变得幽默有趣。如果《茶馆》放到上海去演,放到广东去演出,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老舍是北京人,对北京的观察非常细致,不管是语言还是动作,比如“好,王掌柜,我可有洋朋友,你咂摸咂摸,这个滋味吧”,以及剧中人物的动作,都极具老北京的味道。所以说茶馆是北京的茶馆。
但《茶馆》是中国的《茶馆》。
在故事选择上,老舍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节点,分别是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三个历史节点的选择并非是老舍个人的创作,而是主流的叙述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么分的。而且在故事的写作中,并没有老舍非常个人的东西融入其中,老舍在写作中发挥的仅仅是将那些历史中的剪影组合贯穿。老舍的《茶馆》并非是老舍个人的写作,而是历史的写作,是时代促就并且是占有主要地位的写作,是一部匿名的全人民的作品。它展现的是一段历史高度的浓缩,剧中人物的个人已经消除,剩下的是腐朽的残骸和骨架。
因为描写的很真实,对人物刻画的很形象。比如这段文字,摘抄自老舍的作品《茶馆》
王大拴(没接钱):小二德子,什么生意这么好啊?现大洋不容易看到啊!
小二德子:念书去了!
王大拴:把"一"字都念成扁担,你念什么书啊?
小二德子:(拿起桌上的壶来,对着壶嘴喝了一气,低声说)市党部派我去的,法政学院。没当过这么美的差事,太美,太过瘾!比在天桥好的多!打一个学生,五毛现洋!昨天揍了几个来着?
王大拴:六个。
小二德子:对!里边还有两个女学生!一拳一拳地下去,太美,太过瘾!大拴哥,你摸摸,摸摸!(伸臂)铁筋洋灰的!用这个揍男女学生,你想想,美不美?
王大拴:他们就那么老实,乖乖地叫你打?
小二德子:我专找老实的打呀!你当我是傻子哪?
王大拴:小二德子,听我说,打人不对!
小二德子:可也难说!你看教党义的那个教务长,上课先把手枪拍在桌上,我不过抡抡拳头,没动手枪啊!
王大拴:什么教务长啊,流氓!
小二德子:对!流氓!不对,那我也是流氓喽!大拴哥,你怎么绕着脖子骂我呢?大拴哥,你有骨头!不怕我这铁筋洋灰的胳臂!
王大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不服你还是不服你,不是吗?
小二德子:喝,这么绕脖子的话,你怎么想出来的?大拴哥,你应当去教党义,你有文才!好啦,反正今天我不再打学生!
王大拴:干吗光是今天不打?永远不打才对!
小二德子:不是今天我另有差事吗?
王大拴:什么差事?
小二德子:今天打教员!
《茶馆》:三个男人告诉我们的三个人生真相
在中国话剧界,老舍先生创作的《茶馆》无疑是现象级的文化现象。从1958年首演至今,已走过63个年头,演出700余场,在海外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在中国也一直一票难求,被“戏剧大师”曹禺赞誉为“前无古人,盖世无双。”
《茶馆》以老北京裕泰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展示了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再到抗战胜利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的世事变迁,以“人物展览式”勾勒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各个阶层的人物携风带雨而来,在时代的巨浪中沉浮飘摇而去,突出了“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并呼唤秩序合理的现代社会的到来。
《茶馆》的主要人物有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个男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在命运的手掌里挣扎的小人物,同时,他们又个性鲜明、性格迥异,用他们的人生给了我们不同的思考与启示。
1 王利发:有多“怂”,就有多“刚”
王利发是茶馆的掌柜,他本性善良,但圆滑精明,深谙为人处世之道。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方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
第一幕中,他的谨小慎微、谁也不得罪的经营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老主顾松二爷和常四爷,他好生招待;对房东秦二爷,他毕恭毕敬;对打手二德子,他笑脸相对;就连贩卖人口的刘麻子、相面为生的唐铁嘴、暂时得势的庞太监等各色人等,他都能投其所好、谨言慎行,一团和气。
第二幕中,茶馆外兵荒马乱,茶馆内惨淡经营,王利发对茶馆进行了一次大改良。虽然维持了生意,但是却时不时遭到巡警和大兵的敲诈,尽管内心里有太多的无奈与愤恨,但他言语中仍旧毕恭毕敬,忍气吞声。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王利发这么隐忍,这么“怂”?
第三幕中,他的一句话直击本心:“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
是的,王利发除了想把父亲传下来的祖业继承下去,更重要的是,他想让孩子们有一份庇护。为了茶馆的壮大,他一直在改良,一直在努力:卖茶不行, 又开公寓;公寓没了,又添评书;评书不叫座后,又打算请女招待等。
就像我们千千万万个普通父母,为了长辈的希冀,为了后代的生活,他们努力工作,不敢失去工作,也不敢得罪上级和顾客,小心翼翼,陪着笑脸。
但是这样的忍辱负重和兢兢业业,在今天大概率可以换来家族事业的延续和子女生活的稳定。但是在那个世事动荡、群魔乱舞的年代,想要独善其身何其艰难。
覆巢之下无完卵,王利发只顾自己的茶馆生意,用“莫谈国事”来掩耳盗铃,就如同《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只知道低头拉车,不愿意抬头看路。殊不知,时代趋势运行后,迟早会运行到每一个社会末梢。
第三幕里茶馆更加破败,并即将被沈处长霸占,改成类似妓院的“托拉斯”。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跟最后一丝希望一起湮灭在黑暗中,王利发终于发出一声声呐喊和一句句控诉:“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
那个时代摧毁了他的希望,他的反抗意识随之觉醒。“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说出这句话的王利发已经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与这个万恶的旧时代抗争到底。忍辱偷生仍然会死,不如鼓起勇气反抗,哪怕仍然没有生路,哪怕搭上性命。
结局中,当王利发和常四爷、秦二爷诉完衷肠,为自己撒起漫天的纸钱,当王利发在死寂的茶馆里自缢身亡,我们为他们扼腕叹息,但更敬佩他们“宁折勿弯”的风骨与气节。
对于王利发,我们站在为人子女父母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他的“怂”,从退无可退殊死抗争的角度,我们亦读懂了他的“刚”。
我们也从他身上看出,委曲求全等不来岁月静好,只会遭到炎凉世态的大肆欺凌。跟随先进力量一起奋起抗争,才有机会在万般艰难中拼出一线生机,像“西山”那股“山雨欲来”的力量,势不可挡,摘取光明;或者成为一个清醒的民众,不再愚昧如茶客甲乙丙丁,认为谭嗣同、康有为“心眼多毒”,看清趋势,早做打算,希望的光才能穿破黑暗渗透出来,如同鲁迅小说《药》中夏衍墓前的花圈。
2 常四爷:站得正与跳得出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道:“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和风骨,即使前面是监牢与死亡,也毫无恐惧和不安。”
而《茶馆》中的常四爷无疑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第一幕中,常四爷首次出场,是“雄赳赳地,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而且自带茶叶,一看就是赏花逗鸟的风雅之人。但是很快,他的正直侠义就在举手投足和一言一行中展现出来了。
面对一脸横肉的打手二德子他毫不示弱:“耍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刘麻子掏出鼻烟壶倒烟,并炫耀是英国造时,常四爷马上感慨:“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听到刘麻子夸洋衣服漂亮,他说:“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直到看到穷人到茶馆插标卖女时,他悲从心来,忍不住长叹一声:“大清国要完!”
这一句,彻底撕破“莫谈国事”的遮羞布,也因为这句话,常四爷被特务抓走,做了一年多的牢。但是出狱后,他没有因为无辜受苦而选择堕落,而是参加了义和团,抗击洋人。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都需要像常四爷一样,站得正立得直,心怀对祖国深沉的热爱,不崇洋媚外,不相互拆台。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康大力们”的浴血奋战,有了无数“常四爷们”的铮铮铁骨,才有了今天的山河无恙、现世安稳。而享受着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安定的我们,也该更加自强自立,守卫着他们一直守护的国与家。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写过:“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去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同样,真正能够毁灭一个人的,也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
常四爷和松二爷都是清朝的八旗子弟,在清朝吃着“皇粮”,生活悠闲,但是清朝灭亡后,旗人的特权不再。这对好兄弟,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常四爷选择了跳出八旗子弟的优越身份和曾经的安逸生活,面对北洋军阀时期对旗人的排斥,他挺直腰板活着、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哪怕是卖蔬菜、卖花生米,也是他没有向生活妥协的证明。
而松二爷是典型的旧旗人,旗人的傲慢思想阻止了他的自立,他选择了墨守成规,自顾自傲,不肯走出舒适区。时代如大江奔流,而他们却停留在原处,最终被洪流淹没。松二爷在变化面前,完全不思变通,不肯放下所谓的脸面赚钱,最终被活活饿死,连棺材板都是常四爷帮他化来的。
《正红旗下》下大姐的丈夫也跟松二爷一样,同样爱鸟,同样吃着旗人皇粮,在清朝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清朝摧枯拉朽之际,同样无法自立最后靠着抵押房屋才过了一个肥年,最后的结局也难逃松二爷“饿死”般的毁灭。
而常四爷和《正红旗下》中的福海二哥却在失去“铁饭碗”后,哪怕做着以前不屑的工作,哪怕辛苦恣睢,也要顺势转变,先让自己生存下去。他们选择了放下面子赚钱,从坐吃山空的旗人群体中独立了出来。
还记得2018年年初唐山某收费站被取缔之后,一个36岁的收费员哭诉自己除了收费啥也不会吗?就跟松二爷一样,适应不了生活中的变化,失去了面对人生的勇气。当困难来袭,他们不能绝地反击,打败困难,而是选择逃避和堕落,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了自己。
奇葩说董婧说,面对失败,最难过的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决定你今天的是你昨天的选择,决定你明天的,则是今天的选择。所有的成功和优秀,是因为当初选择了逼自己一把,所有的轻松与闲适,是因为曾经选择了苦自己一阵。你选择了混日子,也就是选择了让日子混你,你选择了不饶过岁月,也就是选择了让岁月不饶人的时候多一些坦然和安宁。
3 秦二爷:不屑与不甘
秦二爷刚出场时,刚二十出头,是当地有名的财主,也是裕泰茶馆真正的主人,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他穿着讲究、大步流星,称呼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王利发为“年轻小伙子”“小王”,骨子里有着民族资本家初期的优越和傲慢,看不上王利发的小生意。
面对插标卖女的穷妇,他大喝一声“轰出去”,看到常四爷给她们叫了两碗烂肉面,他认为这是“妇人之仁”,完全救不了穷人。对于这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小善”,他不屑一顾。他认为这样的施舍只能满足穷人一时之需,不能解决他们的一生潦倒。
他受到改良主义思潮影响,崇尚实业救国,认为只有建立大工厂才能拯救国民。而且他不是仅仅停留在空想,而是有魄力变卖家产去实行他的宏伟志向,也一度把工厂经营得有声有色。
如果生活在当代,秦二爷应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但是在那个时代却只能幻灭,一切都是一厢情愿,他的理想和抱负被雨打风吹去。
他所经历的历史是一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史,从之前的大兴实业到“中日亲善”中被莫名“合作”了去,再到被民国政府没收财产,一片心血变成废铜烂铁被卖掉。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的工厂变为一片废墟,他感到痛心疾首。他说:“全世界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政府!……应该奉劝大家,该吃吃, 该喝喝,有钱就去胡作非为,千万不要做好事!”
曾经的白马少年,一生波澜壮阔,最终也落得个“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结局。只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茶馆,却再也没有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豪情壮志。而是跟两个同样悲惨的老人,一起扬起纸钱,为死去的心祭奠。
秦二爷实业救国,救民众于水火的理想,就像祥子永远也拥有不了的车, 《悲惨世界》中冉·阿让永远也救不回的芳汀,壮志未酬与时代环境不无关系,但是他个人认知和性格原因造成的悲剧更是值得深思。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哪怕一点点善心善举,对于当时迫切需要的人来说也是莫大的善举。一碗面可能拯救一个生命,一句话可能拯救一个灵魂。你只是举着小小火把,而有的人却借此走出黑暗。
中学时做过的阅读理解题《这条小鱼在乎》一直记忆犹新,沙滩上搁浅的小鱼千千万万,但是小男孩却奋力把一条条鱼碰到海里。路过的人说:“这么多鱼你救不完的,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小男孩一边扔一边说:“这条小鱼在乎!”
是的,每逢遇到天灾,哀鸿遍野,解放军有时候为了一个生命而冒险全力救助,不抛弃不放弃。灾情面前,那只是灾民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但是对于他个人、他的家庭,他就是全部。
康大力被茶馆收留了,成为“西山”的星星之火,成为新时代的希望;冉·阿让被莫里哀拯救了,开办工厂救助了大批的穷人。撇开眼前触手可及的“小善”,只追求尚在远方的“大善”,就如同不积跬步却要至千里,不积小流就想成为大江大河一样,只是好高骛远。
除了不屑于做好眼前的善行,错过了很多本可以团结和救助的群众,秦二爷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也一直特立独行,没有意识到发动群众力量的重要性,就像为民众抛头颅却不被民众认识的“戊戌六公子”一样,只是自上而下地维新,却没能发动拥有巨大能量的基层民众,注定悲壮而悲剧,至死而不甘。
正是对小的善行善举和基层民众的不屑,才让最后岁月里的秦二爷有着极大的不甘。这也是这个人物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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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和他的《茶馆》一样,终究被历史的尘埃毁灭。
但是我们心中的老舍,却依旧鲜活着,他跟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宁折不弯,以生命来守护尊严。
我们心中的茶馆,自打开张,也再也没有关门过。它给我们带来“浮世绘”一般的世间百态,也给我们带来雷霆雨露一样的精神洗礼。
谁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茶馆里来来往往的人,都有着我们人生的影子。点个“在看”,愿我们认清生活的艰难,依旧心怀向往。
如今一些铁杆老顾客,偶尔还会来茶馆坐坐,像常四爷虽比先前落魄了许多,但依然是一身的凛然正气。当年他才从牢里释放出来,便跟着义和团一起去打八国联军。满清王朝倒台后,身为旗人的他也失去了铁饭碗,只能靠卖菜为生。常四爷对此倒不避讳,说自己自食其力,不丢人。而松二爷一直拉不下老脸去叫卖,日子因此越发的惨淡,他常常哀叹,大清国不一定好,但到了民国,我连饭都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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